汪精卫身边的红色特工，刘少奇说他，“一人顶三个师”（周志兴）

今天说的这个人物，是中共方面派到敌人那边去的特工，他的功劳之大，按刘少奇的话说，“你一人顶三个师”。因为刘少奇兼任过新四军的政委，而这个特工主要工作在汪伪政府，给新四军传递了大量的情报。

他叫李时雨，从他年轻时候的照片看，相貌堂堂的一个汉子。不过我看这些幸存下来的特工，似乎个个都是俊男靓女。

李时雨1908年出生于黑龙江巴彦的一个大地主家庭，8岁便开始上私塾。李家虽家境富裕，却不愿意让子女外出求学，一心只想将其留在家中，继承家业。所以自其祖父去世后，李时雨便被迫辍学在家。

他为此与家庭抗争许久，但始终无法说服双亲。最终还是在乡绅“张二爷”的劝说下，他才得以重返学堂，并与张二爷之子张学孟一同考上了齐齐哈尔省立一中。

这个张学孟，在多年后的西安是帮了李时雨大忙的。

李时雨原名李亭芳，因为从小就爱读《水浒传》，上学的时候也常常和同学谈论“及时雨宋公明”，认为他忠义两全，是个好汉。再加上平时为人也很是仗义，因此有个叫孔繁文的同学，便给他起了个外号“时雨”，大家都觉得十分合适，于是这个名字便这么叫了下来。

李时雨考入北平法政大学（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读书期间加入中共。毕业后，中共决定派遣其打入东北军。这时候，和他一起上齐齐哈尔省立一中的张学孟正在担任张学良警卫室的副主任。他举荐李时雨进了西安“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

这是他特工工作的开端。

李时雨的特工生涯充满传奇，但是，我不想一一列举，就说他和几个大人物的交集吧。

先说李大钊。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谓“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1927年4月28日，他被军阀张作霖下令绞死在北京。

由于种种原因，李大钊的灵柩并没有安葬入土，一直停放在宣武门下斜街的长椿寺里。到了1933年的春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日本军队在占领东北以后向关内进犯，爆发了长城战役。在喜峰口，宋哲元的部队29军和日军大战，当时闻名的是29军大刀队，四年后，根据这段故事创作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被作曲家麦新创作出来，一直流传到今天。

北平的中共地下党利用群众的高涨情绪，也是为了向国民党政府做斗争，同时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决定在4月23号上午把李大钊的灵柩送到万安公墓安葬入土，这也是一次示威。

25岁的李时雨此时在北京，党组织派他负责安葬灵柩的准备和组织工作，同时告诉他。一定要保护好李大钊的小儿子李欣华。因为是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又是安葬一个共产党的创始人，国民党肯定是反对的，会有危险。

这次出殡，共产党组织的人非常多，灵柩前后左右悬挂了很多挽联，还有大量花圈排列在两旁。葬礼在清晨举行，哀乐以后，群众还唱起了国际歌。李时雨扶着李大钊的小儿子李欣华，和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和女儿以及其他亲属，和灵柩在一起走，几百位送葬的群众跟在后面。大家都带着白花和黑纱，还抬着安放李大钊画像的彩亭，边走边向路上的行人散发传单，高呼口号。人越走越多，灵柩进入宣武门以后，已经集合了上千人，主要是北平的高校学生，还有些老师。走到西单大街的时候，队伍已经达到了数千人了，这时候有人亮出了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覆盖在李大钊的灵柩上，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

一早就跟着送葬队伍，紧密监视着事态发展的国民党军警和便衣特务立刻从四面围过来，开始殴打送葬队伍里的人，但是李时雨紧紧地护卫着李大钊的小儿子，随着队伍一起到了万安公墓，墓穴早已经准备好了。

文化大革命中，李时雨所在单位的群众组织找到了一张照片，就是李大钊出殡时，他扶着李大钊的小儿子的镜头，他们曾经把这张照片拿来给李时雨看，大家都认出，扶着一个小孩的年轻人就是李时雨，只是这张照片他后来找不到了，非常可惜。

这是他记忆很深刻的事情。

我觉得，虽然是地下工作，但还不算是他的特工生涯的第一步，但也是地下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事件。

李大钊是中共创党元老，他的事迹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能够亲自去安葬李大钊的人确实很少。而且，安葬李大钊的故事本身也是一段传奇，我相信，李时雨在这段往事中，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

他后来总结说，当时安葬李大钊活动本身就有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暴露了很多人的真实身份，而且喊出了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亮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这些都给刚刚起步不久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这也是他在以后的特工工作中特别注意的。依我看，时间点也不对，在日寇虎视眈眈的情况下，一致对外才是正确的。

李时雨处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他经历了许多大事件。

1935年，为了彻底消灭自江西长征到陕北的共产党军队，国民政府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 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张学良、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就在这时候，李时雨打入了这个机构，成为中尉。他亲身经历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了整编，原总部大部分官员被裁减下来，李时雨也是其中之一。

李时雨和妻子孙静云准备前往北平，但到达天津的第三天，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军攻占了天津，断绝了去往北平的交通。李时雨和中共失去了联系，好在他遇到了中学和大学的同窗好友于炳然，深谈后发现双方都加入了中共。于炳然帮助李时雨找到了天津地下党何松亭，李时雨就此在天津潜伏下来，归属北方分局社会部许建国领导，

于炳然是李时雨省立一中的学长，何松亭是他的直接联系人。何松亭是辽宁人，也是西安事变被派去做张学良和杨虎城工作的人，他也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创始人，据说中国人民银行的名字就是他起的。许建国则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一个领导者，建国后出任驻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大使。

可见，李时雨是和这样一些精英在一起。其实，一个人的成长，需要身边有出色的人。

为了找到一份掩护职业，李时雨托人把他推荐到天津高等法院，当了一名检察官。

从李时雨的一系列变动看，他确实很有人脉，而这种人脉和他的“及时雨”性格一定有关系。

除了人脉关系，头三脚能不能踢得开也很重要，因为这是体现能力以赢得信任的重要开始。

这头三脚他踢得不错。

何松亭交给了李时雨两项重要任务。一是将采购的电台设备送到河北一个地下转运站。

当时出租界有日本军队的严密把守，怎么办？李时雨让太太扮成新娘子，春节要串亲戚，用这个理由向法院的院长借汽车，说新娘子爱面子，所以要用汽车风光一下，院长认为这个理由很恰当，很快就同意了。法院院长的车当然畅通无阻。

李时雨夫妇在上海留影

不久组织又让他送一个装有电台机器的箱子，这时候没有理由再要汽车了，他壮着胆子用一个三轮车出租界，没想到日本兵不准三轮车过去，他就只好自己搬箱子，通过日军检查口的时候，挺直了腰板，努力装得很轻松，手中东西不重的样子，一手提着箱子，一手举着他的派司，就是通行证，顺利过关。

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营救关押在牢房得地下党员冯骥。李时雨利用自己当时已升任天津高等法院书记官长兼天津地方法院书记官长的职务之便，借口检查各书记官的工作，将冯骥的全部卷宗销毁了。书记官发现卷宗不翼而飞之后，怕担罪责，只得顺着他的意思说是在法院被炸时丢失了。之后，李时雨又以检查监所的名义去到看守所，趁机告诉冯骥翻案，咬定自己不是共产党。最终帮助冯骥无罪释放。

这两件事情，既体现了胆量，也体现了能力。

两年以后，又有一个新的机会来了，李时雨和汪精卫搭上了关系。

这就是我讲的李时雨接触的第二个主要人物。

1939年，汪精卫准备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派人到各地搜罗参会代表，因为和蒋介石分道扬镳，所以凑人也不容易。负责平津“选区”的是国民党元老朱晶华。朱晶华到天津后，通过朋友认识了李时雨。

不知道真的假的，朱晶华很快就把李时雨这个同乡当成小兄弟，李时雨表示自己不是国民党员，如何能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呢？朱晶华马上说：“你不是，可以让你是嘛！其实，我也不是汪精卫的人。我的真实身份是受国防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派遣，打入南京来调查汪精卫问题的。”

朱晶华的直率让李时雨很是惊讶。

朱晶华说，“从现在起，你就说自己是在北方上学期间，经我介绍加入国民党的。而且汪精卫眼下急于拉人，壮大势力，没工夫审查。”

李时雨却不敢像朱晶华一样坦荡，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盘托出。他借口考虑几天，向组织做了汇报。几天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同意了，李时雨就以国民党北方代表的身份去上海参加了国民党“六大”，会议期间，他详细完整地做了记录，给中共提供了汪精卫政府的第一手情报资料。

1939年12月，参加了“六大”的李时雨，被指定为天津市党部执委会常务委员，并得到汪精卫的接见。汪精卫在上海接见他们，并透露了他与日方签订的合约内容。李时雨将这些记录下来，又发给了中共北方分局。

1940年3月30日，汪政府成立，在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李时雨等50人被任命为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他被任命为法制专门委员会兼任委员。

这期间，他五次和汪精卫见面，也得到了汪精卫得信任，这使他在汪伪政府里也是如鱼得水。

1940年的四月，汪精卫去张家口会见蒙古伪联合自治政府主席德王和华北日军最高司令官，下午回到北平，华北的汉奸头目在东城外交部街的外交大楼宴请汪精卫，李时雨也参加了，他记下了汪精卫说的很多话。汪精卫单独接见他们时说：

先向诸位通报一下，这次来北平同华北临时政府的内蒙临时政府会谈的情况，华北、内蒙都是仰日本人鼻息的，而内蒙能不能收到统一的政府里，还要我们做工作，我这次来是有成果的，我们是很痛快的要求他们统一于我们还在建立的政府里。现在他们凡事都往日本人身上推，说华北日本人不同意，我们不要急躁，正好同时多做日本人的工作。

李时雨他们就告诉汪精卫，说日本人至今还不让华北党部公开挂牌子，汪精卫说不要急，要和日本方面多做工作。

接下来，汪精卫就大后方各界报刊上发表的宣言、声明和文章，骂他卖国的情况表态，说，我叫什么卖国，那些地方不是我丢掉的，我是牺牲个人的历史名誉，我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从重庆回来，从日本人手里把中国的领土拿回来，我们发挥了缓冲作用，有了我们，比日本人直接搞要好得多。我们这是真正的救国，中国打不过日本，这是最好的选择。

宴会的时候，汪精卫频频举杯，他酒量很大，一杯接一杯地和德王以及王克敏、王揖唐等几个汉奸海阔天空的互相吹捧。汪精卫翻来覆去的就强调一个意思，他已经从日本方面得到了正式承诺，由他来建立中国统一的政府，他绝不会亏待他们，会把他们的职务地位安排好，会满足他们的要求和条件。这些汉奸们都在吹捧汪精卫是孙中山的继承人，是革命领袖，是真正的救国领袖。但是，对他的统一要求则不明确回答，一再推说要看华北日军的态度。

当天晚上汪精卫发表广播讲话，还是那一套和平反共的陈词滥调，并且叫喊要反共到底，最终灭绝共产主义。

第三次李时雨见汪精卫是在南京，在汪公馆开茶话会。汪精卫为了拉拢年轻人，约了十几个年轻人分别交谈，他传达一个意思，就是他非常重视青年骨干的培养，青年人只要跟着他，一定有名有利大有发展。汪精卫还让李诗雨坐在他的身边，说，在上海北平跟你见面后印象很好，留下很深的印象，现在党国搞和平运动，正需要你这样的真正懂法律的年轻专业人才到立法院要努力工作，多帮陈先生，就是陈公博把立法院搞好。

其实，汪精卫的信任也是给了李时雨一把保护伞，因为汪精卫对他的器重，陈公博对他也会高看几分。所以，他很快就进入了陈公博的圈子

如果说，汪精卫的信任只是一步重要的台阶，那么，和陈公博的关系是他获取更多情报的捷径。

李时雨在天津时已经显露出过人的能力，从天津来到南京履任后，他的专业能力又引起了立法院长陈公博的关注，当然，也加上了汪精卫的背书。

陈公博是中共一大代表，但是后来投靠了国民党，在汪精卫和蒋介石分家的时候，他又跟随了汪精卫，成为汪伪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有一天，陈公博的女秘书莫国康给李时雨打电话，说陈要找他谈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单独面对陈公博，他思考再三，决定还是要遵循当初在天津时，与何松亭商定的“谦虚、谨慎、诚挚、坦率”的原则，其实就是要给对方留下忠厚诚实的印象。

在与陈公博的谈话中，他对法律问题有条不紊、有理有据地对答，同时又自然而然地表白自己曾是国民党改组派，是陈公博的追随者。果然，过后莫国康对李时雨说：“陈先生对你的印象很好，说你为人敦厚诚实，法学很有根底，是个有才能有作为的青年。”

从此，陈公博经常找李时雨谈问题，逐渐倚重他；同时，他又同北大毕业的莫国康拉上了同学关系，以师姐相称。就这样，仅三个月的时间，李时雨就把立法院上上下下都打通了。

莫国康，原北京大学法学专业的学生，因家庭变故在大三时辍学，后成为陈公博的秘书，也是情人。在抗日战争期间，莫国康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政界和商界扩大势力，胡作非为，甚至贩卖毒品，犯下了严重罪行。1946年，莫国康因卖国罪被南京高等法院公审，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李时雨打入汪伪政权以后，要赢得陈公博的信任，一定要处理好和莫国康的关系。

他处理的非常好。

莫国康并不漂亮，但很有气质。她和陈公博关系密切，每天早晨都会到陈公博的办公室，一谈就是半个多小时到一个多小时，而很多人在外面等着要排队见陈公博，有的人急得团团转，但是进不去。李时雨经过认真的考虑，就向莫国康提出来，说早晨上班的时候，院内各个部门和外来的人等着向陈公博请示汇报，你不应该把这个一个多小时总是占着，对你不好，对陈公博也不好。

这样直接的表达，更显出他是真正的朋友。莫国康真的听了他的建议，而且很感谢他。

当然，和莫小姐接触的比较多了，也有风言风语，说他们两个关系如何的密切。职场上的大忌，是和老板的女人不清不楚，有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舆论会把人带到沟里去。所以李时雨非常重视这种事情，除了在办公室，绝对不会和莫国康两个人独处。他和陈公博也挑明说，他和莫国康是校友，绝对没有任何的其他关系。陈公博也是场面人，他表示，对属下的私生活从来不干涉，你和莫委员的交往我非常了解，非常放心。但人言可畏，还是注意为好。

这话也说到位了。

自此以后，陈公博对李时雨更加信任。李时雨也找了一个机会和莫国康说了自己和妻子的恋爱、结婚的过程。其实也是向莫打招呼，他有老婆，他不会背叛老婆。

为了配合李时雨的工作，组织上派孙静云由天津去南京，在天津和南京之间传递情报，同时也是做给陈公博看。

为了更加取得陈公博的信任，李时雨还会投其所好。

陈公博是个有野心的人，为了自己的权力欲望，他想把更多的知识分子笼络在一起，所以他一直想办学术性强，政治上持中性立场的杂志，用这本杂志来笼络知识分子。

李时雨知道他的想法后，请示组织同意决定实现他的这个愿望。他对陈公博说，建议办一本杂志，占领舆论和理论阵地。这正中陈公博的下怀，他很高兴地说，很好，你大胆的干，经费等问题直接找我。李时雨说，先生给这个杂志起个名字吧！陈公博说，就叫《先导》杂志吧！

《先导》杂志社1942年5月成立，地址就在今天的延安西路1064弄，李时雨的家，他自己担任社长。在这个杂志社里，李时雨安排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等于是在汪伪政府羽翼下有了一个红色阵地。期间，有的地下党员被捕，因为是杂志社的成员，也就被当作自己人放了出来。

除了得到领导的信任，还要不被同僚怀疑，这是特工需要特别注意的，

做地下工作，就不能给人以清高自傲、固执古板的印象，因为太清高古板容易同那些官僚们、商人们闹僵，而且和这些人好像不是一路人，所以当李时雨和有的人熟悉了以后，人家说，你这样当法官不要钱，怎么在上海应酬局面？这人就帮他做生意，赚了钱，他都公开的照单全收，做出一个很爱钱的样子。当然他也要做出爱女人的样子，他用和几个女电影明星的交往掩护自己。

这种交往是从李绮年年开始的，李绮年原名李楚卿，1914年出生。为了摆脱家庭贫困，20岁那年，前往香港大观影片公司报考演员，一举得中，从此开始了她的银幕生涯。当时拍摄的都是“粤语片”，其中有一部《生命线》，使李绮年获得了“爱国影星”的称号。她曾经主演过电影《风流寡妇》，结果上海滩公司老板想霸占她，被拒后就串通了警界的一个家伙，把她关进了监狱，企图逼她乖乖就犯。

李绮年托人把真实情况转告了李时雨，求他伸冤解困。李时雨调查后知道，逮捕李绮年的罪证就是一本抗战初期的上海电影画报上，登了篇题为《爱国演员李绮年》的文章，并且配了一张照片。

在日伪统治下，宣传爱国就是犯罪，而且是政治犯，就可能被捕或者被杀害。但是日伪占领前的事情，日伪当局一般是不予追究的。李时雨给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官打电话质问，他说，那些电影画报是上海813打仗时出的，能作为现在法律的证据吗？如果这样追起来，现在我们国民政府的很多领袖和骨干也都有问题，你是不是也都要把他们抓起来呀？这个法官也慌了，以为他和李时雨有什么关系，马上表示判案有误，立即放人。以后，李绮年就把电影圈的几个明星介绍给李时雨认识，比如何云霞、陆露明等。

李时雨和三个女明星交往，被当作花边新闻传开了，还有人当面跟他开玩笑说，李处长艳福不浅，他也不解释，有时候还公开请几个明星参加他们的舞会。因为汪伪圈中大大小小的吃喝嫖赌，很多人都是这样，像吴四宝、周佛海等，太另类容易被怀疑。他这样一来就有了一种新的掩护。

1941年4月，陈公博兼任上海市市长，作为亲信，李时雨随即被陈公博调去上海，兼任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同时，李时雨每两周回南京参加一次立法院的例会。1942年1月，陈公博又把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处长的职位交给了李时雨，同时让他兼任清乡委员会执法队队长。

这时李时雨反而有点紧张，官越做越大，这合适吗？组织上会不会认为自己弄假成真了？

他的领导何松亭认为，应该由孙静云亲自向许建国做一次汇报。于是孙静云越过日军的封锁线，骑了7天毛驴，到了华北社会部驻地见到了许建国。许建国告诉孙静云：“你告诉时雨，让他大胆往上爬，不管它什么部门，应广泛打入之！”

情报这东西就是这样，位置越高，来源就越多。

首先，李时雨任秘书处长，秘书处本就是负责文书档案、收发政府机密文件的要害部门；其次，来自陈公博。李时雨几乎每天都到市政府面见陈公博，送批重要公文，请示解决问题；第三，他通过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与各部门官员打交道收集情报；第四，他每隔两周还去南京参加立法院的例会。李时雨收集的情报量越来越大。期间他给中共提供了大量日军清乡活动的情报。

为了及时收取李时雨所获情报，孙静云也来到上海，北方分局社会部建起了联络网。李时雨还安排了一个地下党员杨宁在上海保安司令部任少校军法官，化名杨德修，负责往下关火车站运送情报。

1944年11月，因为汪精卫死了，陈公博代理政府主席，周佛海任上海市长兼警察局局长。周佛海也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叛党。

陈公博去南京赴任时，准备带走李时雨，但遭到周佛海极力反对。陈公博不好和周佛海闹翻，只好收回成命。李时雨被周佛海任命为市警察局司法处处长，他又表现出积极追随周佛海的样子，每天出入周佛海的公馆批阅文件，并将收集到的情报及时送给中共。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因为周佛海早就和蒋介石有勾连，所以抗战胜利后被当作受命潜伏人员，李时雨因为也得到了周佛海的信任，所以被任命为行动总队军法处处长，少将军衔。

李时雨的本事在于可以随机应变做很多事情。

1945年8月，上海由蒋介石国民政府接管，这时，李时雨的旧识、律师余祥琴劝他进入军统跟着他干，并答应帮他伪造身份。李时雨向上级汇报后，得到批准，遂以“党国特遣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进入了军统，任军统上海二站第二组组长。

李时雨利用职务之便，能直接看到军统下达的各项指令、通知等重要文件。他将有价值的文件交给地下党负责人，还将军统掌握的中共党员的名单及时传递出来。

军法处处长沈维翰在审讯汉奸过程中，发现李时雨的弟弟李春芳和他的太太孙静云都曾因共党嫌疑而被捕过。沈维翰立即向戴笠发去密电，请示逮捕李时雨。

恰好李时雨和戴笠有接触。

日本投降后，李时雨跟着周佛海回到了国民党的队伍里。这时，他以前认识的一个律师余祥琴到了上海，余祥琴也是杜月笙的徒弟，杜把他介绍给了戴笠。余祥琴对李时雨说，他是国民党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属于军统领导的沪郊指挥部的负责人，他劝李时雨不要离开上海，如果能把伪警察局的人拉一些给他，他就可以帮助李时雨混进军统。李时雨问，那我怎么混进去呢？他说有办法，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候，沪郊指挥部曾经报了一些吃空饷的假名字，可以给他领一个，说是你的名李字。李时雨说，这要是漏了的话太危险了，而且会连累你。余祥琴说，不要紧，军统拉汪伪组织的人员使用，叫做运用人员，不是正式参加军统组织，不会认真查对的。但他也一再表示，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如果漏了自己也吃不消。

这样，李时雨又混进了军统。

余祥琴对李时雨很好，一定要和他交朋友，许诺保证不会说任何差错。他们编造假履历时，李时雨想到，当年是国民党元老朱晶华介绍他进入天津法院的，而且名义是国际问题研究所把他派去的。余祥琴一听，那就更没问题了，你就是我党老同志。

不久后，李时雨随余祥琴一起拜访青帮大佬杜月笙，正好戴笠来了。余祥琴向戴笠介绍李时雨，戴笠说，我知道你，听余祥琴同志说过，你很能干，在东北组织过抗日义勇军，打入南京为组织为党国做了不少工作。李时雨也会说话，他说，那是委员长和戴先生领导的好。戴笠夸奖他说，你在陈公博身边做工作，没有被李士群的76号发现，能混下来，就算有办法，不容易呀。

这样他就算和军统最大的头子戴笠也建立了关系。

戴笠接到要逮捕李时雨的电报时，正好在北平，根据他对李时雨的印象和向身边人员的询问，戴笠没有批准对李时雨的逮捕。

当时他有一个复电，在档案中还存着，说，函悉，李时雨参加本局工作成绩如何？详查再核，目前不可遂行逮捕也。

后来才知道，他先咨询了北平警卫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李国章，打听李时雨到底怎么样？李国章恰好是地下党，当然他说了李诗雨的一番好话，加上戴笠见过他，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所以就没有批准逮捕他。

有了军统身份的掩护，李时雨更是如鱼得水。

利用这个身份，李时雨做了很多平常人很难做到的事情。有一次，一个部下向他报告，说是当晚十点，在上海路一个小巷里地下党要开一个秘密会议，要派人抓捕。那个部下说，这份情报绝对准确可靠，希望一定批准他也参加行动，好立功。李时雨表面上不动声色，下命令说，现在4点，你们先去吃饭，做好准备，8点准时在办公室集合，准备行动。

接着他立刻回家，让太太火速通知有关同志取消这次会议。当晚8点，他下令全组人员秘密包围了开会地址，等到10点，没有一个开会来的人。埋伏人员冲进去，只有空荡荡一个房子。举报人十分沮丧，李时雨安慰他，而且对全组成员说，这次行动失利，对外就不要讲了，出现这种情况不是一次了，不要灰心，还要继续努力，当然以后要把情况力争搞得更准确一点。

谁也想不到，抓捕共产党的行动，报告给了一个共产党员。

晚年李时雨

不久，戴笠坠机身亡。

戴笠死后，军统内部斗争激烈，非嫡系的余祥琴和李时雨的日子都不好过，李时雨更是受到军统的秘密侦察，处境危险。

就在李时雨买好飞机票，准备乘机飞往北平的前一天，被军统抢先一步逮捕。李时雨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加上外边朋友疏通，３个多月后，案卷被送到上海法院，后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

1949年2月李时雨被取保释放。同年4月，李时雨取道香港与先期转移到北平的孙静云会合，顺便帮中共驻香港办事处带了情报资料到北平，并转交军管会。至此，敌营十五年的特工生涯结束了。

新中国建立以后，李时雨做过河南省政协秘书长，国家宗教局顾问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总之，都不是关键岗位。